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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:关心民族命运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

2014-09-11 11:44 | 来源: 网络整理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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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些拜金主义者眼里,文学信仰一文不值,非但与现实格格不入,还显得那么奇异另类。甚至在当下不少作家心中,文学也早已和市场同流,与世俗合污,唯独与信仰无关。信仰的缺失,惜乎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殇。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,最引人关注的并非那些默默耕耘的作家,最受人瞩目的并非那些思想厚重的作品。相反,一些善于制造新闻话题的作家、一批熟谙市场潜规则的作品,受到读者盲目追捧。久而久之,炒作手段的高低、作品版税的多寡、个人名利的大小,成为某些作家的终极追求。失去了信仰的文学,还是文学吗?

必须重提文学的信仰。这不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情,恰恰相反,我认为它是一个作家之所以为作家的基本素养与品格。放眼古今中外,无论哪个时代,凡文学繁荣者,必定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;无论哪位作家,凡成就斐然者,必定有着虔诚的文学信仰。对每一位有志于文学的作家而言,信仰不是精神点缀,可有可无,信仰是生命食粮,贯穿始终。黯然时,信仰是一盏明灯,照亮孤寂乃至清贫的写作之路;失意时,信仰是一抹暖阳,抚慰迷茫而又无助的困惑之心。唯有信仰的烛照,文学作品才能因此而更加深刻,文学影响才能因此而更加深远。也唯有在信仰的指引下,作家才能为时代、为社会立言。

为时代、为社会立言,传达的是一个作家的胸襟与气度,彰显的是一个作家的道义与担当。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来说,关注社会现实、关怀人生遭际、关心民族命运——这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,也是作家最基本的使命。由此,我想起了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。出于道义和良知使然,他塑造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,表现出俄罗斯民族深重的苦难和深沉的思索,以及内心的憎恨与热爱,藉此深深打动并唤醒他的国家和人民,从而被誉为那个时代的“精神导师”和“指路人”。

而我们今天有些作家,面对现实中的疼痛、忧伤和种种不幸,则干脆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沉湎在一己之私里,以“个人写作”的名义远离生存现场——这无异于另一种精神逃避。眼下有不少作家只剩下嘴头上几个标签,丧失了思考和发言的能力……民众关心的,他们不关心。民众高兴的,他们不高兴。民众都看明白了的,他们还看不明白,总是别扭着。

必须重提作家的使命。在作家阎连科看来,“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,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、庄稼和楼瓦的时候,它的复杂性、荒诞性前所未有。其丰富性,也前所未有。”然而,面对时代的丰富与复杂,多数作家却“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,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,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”。我完全赞同阎连科对于中国当下现实图景的判断,并对他提出的作家无视现实回避问题这一弊病,深表忧虑。这个时代的复杂毋庸置疑,而比时代更为复杂的,其实是人心。无论世道如何变迁,皆因人而起,因人而终。人心的善与恶,无不是时代的镜像与写照。作家的真正使命,即是尽可能地褪掉个人主义的“傲慢与偏见”,深入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,揭示“存在的荒谬与奇异” ,表现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广度。

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,是贾平凹内心不变的文学信仰,正是这份从不言弃的信仰,成就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贾平凹。他在采访中还谈到,“我一直认为,创作是不需要热闹的一个行业。作为一个作家说到底是作品,别的都是过眼烟云。”诚以为然。世界如此喧嚣,我们的作家,又能否对此不再浮躁虚妄,而是从容淡定,沉下心来,写出更加温暖的作品;时代如此复杂,我们的作家,能否直面生活,写出更加深刻的作品。■闫立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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